共债者的故事:如何走上共债不归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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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年38岁的余阳(化名),是苟宏祥接触的一名共债者,对他印象很深刻,因为上了“双黑”名单(征信有凌驾180天的逾期和呆账,各大网贷小额贷款长时间处于逾期状态,满足以上两点,在贷款里被称为“双黑”),他此刻只能做短期的工作或打临工,“正常的公司根本就做不了。”



  面对目前已经陷入多头借贷的个人,苟宏祥暗示公司以规劝为主,“主要是规劝其停止借贷,接受部门平台的逾期,及时止损,尽可能依靠亲朋好友解决债务问题,这是当下最有效最直接的步伐。”他暗示按照这一年多的观察,只要借贷者停止借贷,就有走出来的机会,“但如果你还想着在哪弄点钱填上窟窿,只会越陷越深。”他们收集了大量负债人的借贷故事,通过点评让更多的人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和及时回头。

  平安银行在年报中也提及,主要受宏观经济下行、共债风险发作等外部因素影响,消费金融全行业的风险都有所上升


  苟宏祥指出目前在众多社交平台上,还存在着一批网贷中介,他们主要的业务就是帮用户从各大消费金融平台上套现,“据我了解,这个业务还非常赚钱,所以这样的中介人数很多。”他介绍道。



  “如果一个平台仅仅是纯真做消费金融其实也没什么,消费金融业务专款专用,一个人即使再爱购物,也不行能天天在消费金融APP上买东西吧。”苟宏祥说,他认为真正容易让人迷失的还是现金贷,他指出几乎所有提供消费分期的APP同时提供现金贷业务,“这个性质就变了,现金贷给的是钱,拿出去想怎么花就怎么花,没有风险意识的人很容易由此入坑,而事实也的确如此。”



  中信银行在年报中暗示,近年来,个人消费金融业务呈高速成长态势,个人贷款业务从商业银行逐步扩展到各类消费金融公司、互联网平台,个人消费者同时向多家金融或类金融机构借款的现象日益增多。受宏观经济和监管环境影响,共债客群资产质量呈现必然恶化迹象,并在必然水平上波及信用卡行业。

  余阳说有了信用卡后,他的消操心态悄然发生变革,花钱变得大手大脚,好比丢弃1500元的索爱手机,在淘宝上买了价值5000元的iPhone4S,用信用卡分了12期支付。

  看似“来得容易”的钱和父亲生病、本身离职等原因交织在一起,他套现信用卡,以卡办卡,合计办了7张信用卡,加上操作花呗、借呗,余阳没计算过本身到底借了多少钱,“一直都是拆东墙补西墙的还款。”他说内心也是惶恐的,知道这样的日子总有尽头。


  后来手机上收到一条“拍拍贷”发来的短信,说余阳可以在该平台上借6000元,手续简单,无抵押,最快可以当天下款。于是,他抱着试一下的态度,输入身份证、手机号码、信用卡。“第二天就真的到账了。”余阳说,也正是这样的“便利”让他彻底陷入“以贷养贷”的困局,直至2017年底资金链断裂,他才猛然发现竟已借贷高达45万之多。



  不外中信银行也暗示,对比国际经验看,当前中国居民杠杆率、信用卡应偿余额占比、人均持卡量等前瞻指标仍处于较安详程度,认为信用卡业务仍有广阔成长空间。

  余阳说在他颓废的时候,他老婆告诉他,犯了错,负了债,逃避是解决不了问题的,做一个合理的还款打算,靠本身的双手去努力劳动挣钱还债才最重要。



  对信用卡不良率的回升,中信银行和平安银行在年报中进行阐释,矛头均指向“共债风险”。

  目前苟宏祥的一个工作重点就是去高校里进行校园讲座,普及债务风险常识。“学生这个群体比力纯真,也容易形成跟风和攀比心理,所以需要引导。”他希望更多的学校和他联系,争取把这样的活动开展到全国去。“对于共债者,停止所有借贷,控制债务规模,踏实赚钱才是走出来的最佳途径。”苟宏祥说。

  2018年报公布的信用卡贷款坏账率数据显示,不良率确有昂首趋势。以股份行为例,中信银行、浦发银行、平安银行、民生银行于2018年末的信用卡不良率别离较上年末回升0.61、0.49、0.14、0.08个百分点;招商银行与往年持平。

  共债风险显现?




  这两年和众多共债者的接触让苟宏祥感慨良多,“很多人最初可能就是为了买一部最新款的手机、化妆品、电动车……包罗各大平台在宣传上更是鼓励用户提前消费,弱化债务风险。”


  所谓共债,是指借款人在多个平台上同时存在债务现象,此类人群被称为“共债人士”或“多头借贷者”。

  “消费金融几乎是大部门共债者最早接触互联网金融的途径。”苟宏祥说。

  余阳的例子便是一名典型的共债者的故事

  以贷养贷


  余阳对本身借贷经历开始的时间点——2014年记忆深刻,因为那一年他当上了爸爸。猛然增多的消费开支让他办了人生中的第一张信用卡,为额度4500元的中信银行信用卡。“刚开始,同事有劝告过我,但我没有听。”余阳回忆说。尝到“甜头”后,他又办了一张额度8000元的交通银行信用卡。






  他是一家名叫债缓还公司的联合首创人,后者是一家专做提供个人网贷援助和债务重组的公司。据他介绍,公司自2017年筹办以来,已累计接触和处事超4万名共债者。


  就共债问题,苟宏祥其实和很多消费金融公司交流过,“从商业角度来说,不少消费金融公司的想法是只要借贷人还可以从其他平台上借到钱,那么本身就不会是最‘不利’的那个。”对于如何解决共债问题,苟宏祥也有本身的思考。他认为信息共享是一个很好的解决方式,让同一个借款人在所有平台的总的借款额度固定化和透明化,有利于及早发现共债风险,“不外目前还没有公司愿意这样做。”



  此前,有报道称监管层已经布置各地银保监局排查摸底各地区消费金融等在内的机构所存在的共债风险特征,而且要求各家消费金融机构上报共债风险对其资产质量产生的影响及成长趋势等,记者就该情况向三家规模较大的消费金融公司求证,它们暗示银保监会一向要求严控共债风险,但未传闻近期有大的动作。对于共债情况,它们均暗示不肯多言。

  实际上,直至2015年,余阳还在广东某市一家知名企业上班,拥有一份体面且收入不变的工作。“被钱来得太容易的快感所麻痹,走上了多头借贷的道路,变得懒惰,失去了长进心。”余阳这样总结本身的过去。高达几十万的债务让四岁的女儿连幼儿园都没法上,只能待在妈妈上班的处所,“非常愧疚和痛苦,有时甚至害怕白日的到来。”他说。

  今年1月,国泰君安银行团队曾就共债风险进行研究,他们认为,2018年银行零售不良率的上升,源于多头借贷产生的共债风险,当前共债风险仍在袒露期,2019年上半年或为银行零售业务不良率高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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